在线配资怎么样 论宋代书院的教育管理特质 贵阳 谭佛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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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代高层次的私学，逐步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书院。书院一经出现，就以其高水平的教学、学术研究、出版藏书与独具特色的学校管理制度，在教育史上占有了重要的地位。书院的许多管理经验，至今仍值得认真地总结和借鉴。
一、书院的产生与特质
书院之名，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（713-714）,主要是作为国家修书藏书的机构，当时有“丽正书院”、“集贤书院”，实际就是皇家的图书馆。这种官方创立的书院，与专门进行教育学术活动，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，是有明显的区别的。
作为教育的专门机构的书院，最先却出现在民间。唐朝中后期，军阀混战，官学衰微。随着私人讲学的兴盛，私家雕版印刷图书业的发展，加之受佛教禅林寺院教学的影响，民间藏书的书堂、书屋、书舍与私人教学的书馆、精舍不断发展，遂成为学者讲学说书、学子读书求学，并进行学术研究的专门的教育机构，这就是民间最早的书院。这些书院的出现，大约在唐代的贞元、元和年间（785-820），或其稍后。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所：
展开剩余91%张九宗书院，在四川遂宁。据地方史志记载，张九宗登贞元间进士，历任遂、邛等五州刺史，于遂宁建书院。宋嘉泰初改为儒学。桂岩书院：在江西高安，由贞元进士幸南容创建。石鼓书院：在湖南衡阳，唐元和间李宽创建，亦称“李秀才书院”。后成为宋初有名的“四大书院”之一。东佳书堂：在江西德安，系义门陈氏于唐大顺间（890-891）所建，亦称“义门书院”。陈氏立《义门家法三十三条》，训教童蒙。书院藏书“号为天下第一”。此外地方史志记录的还有一些，以湖南江西为多。
唐五代以来民间出现的书院。多由重视文教学术的士大夫或文化人来兴建办理，负责人山长和教师都不是国家任命的学官，而是聘请有学行的学者来担任。书院教材的选用，教学内容的安排，一般都由山长或教师自行决定。书院自形成之后，虽然一直受到官方的控制、改造、利用，但从整个教育体系来看，书院仍属于“贤士大夫留意斯文”的“乡党之学”(《文献通考·学校考》)，完全是继先秦私学和两汉精舍之后的一种新型的私学机构。
书院是私学，在教学和组织管理方面，均有其自身的特点。首先，书院继承了古代私人讲学的优良传统，教师可自由讲论，学术研究也充分自由，学术空气非常民主。学派可自由讲学，问难论辩，百家争鸣，学生从学也多为自求自得。其次，书院的组织和讲学形式，也受到了佛教禅林不同程度的影响。佛教禅林寺院的禅师、方丈等与书院山长的职责非常相似。佛教寺院之学和书院教学都基本上实现了全面的正规化、制度化的组织管理，把传统私学的教育管理水平，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
书院是中国古代高层次的私学，它不仅是教书育人的基地，也是开展学术研究的中心。书院大多由学有专长的名师硕儒主教，对教书育人可谓独树一帜，在补充官学培养人才方面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不仅如此，书院的教学往往又与学术科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所以书院不仅是教师教书讲书、学生求学读书的基地，而且也是学者研究著书修书及刻书印书和藏书的学术研究中心。许多新的学术思潮都是在书院这一学术研究中心产生的，对古代的学术发展，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这也是古代书院最大的特点之一。
从书院的建置看，它还包含了古代丰富的人文与自然的文化特质。书院的建设总是选择风景优美、山川灵秀的名胜之地，如白鹿洞书院在庐山五老峰下，岳麓书院在长沙岳麓山下……知识分子着意追求讲学求学优雅的自然环境，深刻反映了他们的审美价值取向和人生理想的精神境界。另一方面，秩序谨严的书院建置布局，庄敬肃穆的教学环境，又明显地反映了知识分子读书人世的理想追求，谨守纲常礼教的文化心态。书院的建置，一般都包括照壁、泮池、讲堂、斋舍、祠堂、藏书楼、启圣殿、文昌宫、明伦堂等等。这些建筑群体一般都要符合封建纲常的规范和礼教的秩序。有的书院得到朝廷颂赐御书的匾额，镌刻或悬挂“忠孝廉节”、“学达性天”等各种训戒条规，使广大师生都置身于一种特殊的政治气氛、伦常环境、礼教秩序之中。
二、宋代的著名书院
宋代是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。北宋时，著名的书院一般认为有：白鹿洞、应天府、石鼓、岳麓等四大书院。此外嵩阳和茅山书院也很有名，或可称六大书院。
白鹿洞书院在江西星子庐山五老峰下。唐贞元中（785-805），洛阳人李渤、李涉兄弟隐居庐山读书，养一白鹿自随，其地遂称白鹿洞。南唐升元中（937-943）就其地建学馆，置田产，以国子监教授李善道为洞主，有学生百余人，称庐山国学。宋太平兴国二年（977），江州知州周述请赐国子监印本《九经》供士子肆习。白鹿洞书院的发展，是在南宋理学大师朱熹知南康军重修以后。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，请皇帝赐《九经注疏》，增购图书，置建田庄，亲定学规，亲自讲授，质疑问难。许多宋明大师如陆九渊、胡居仁、李梦阳、王阳明、湛若水、邹守益……都先后执教讲学其中，传播学术思想，培养了大批人才。
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山下。宋开宝九年（976），潭州太守朱洞建讲堂斋舍，创辟书院。祥符八年（1015），宋真宗召见山长周式，赐“岳麓书院”额及各种图书，岳麓书院因此而闻名天下。后大师张拭主教，传胡宏之学，以“造就人才，传道济民”为办学宗旨，遂成为湖湘学派的重要基地。是时大师朱熹来访，会讲其中，听讲者多达千余人。并颁《朱子书院教条》以加强管理。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及其弟子邹元标等人，相继讲学于此，大力传播王学。清康熙赐"学达性天"额，乾隆御书“道南正脉”额。清末湘中名士魏源、贺长龄、曾国藩、左宗棠、胡林翼、郭嵩焘以及唐才常、杨昌济等，均皆出自“岳麓”，故有“惟楚有才，于斯为盛”之誉。
应天府（睢阳）书院在河南商丘，亦称“应天书院”。五代时杨悫立私学，戚同文尝受业。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），邑人曹诚就戚之旧居建学舍一百五十间，聚书一千五百余卷，招徒授业，由戚的孙子戚舜宾主持。真宗赐额“应天府书院”。范仲淹曾就学于此，后应晏殊聘又主讲书院，因此书院名声大振。景佑二年（1035），改为应天府学。
嵩阳书院又名“太室书院”，在河南登封太室山麓。五代后周时就嵩阳观改为“太乙书院”。宋至道三年（997）赐名“太室书院”，颁九经子史等书，有生徒数百人。景佑二年（1035），设山长，置学田，更名“嵩阳书院”。洛学大师程颢、程颐兄弟先后讲学于此。后许多儒学大师都曾在此讲学，均以“存养”、“立志”、“穷理”、“力行”、“虚心”、“有恒”为教育原则。院中有汉武帝所封之将军柏三株，今犹存二。
石鼓书院在湖南衡阳石鼓山回雁峰下，旧为寻真观。唐元和（806-820）中，李宽读书于此。宋至道三年（997），郡人李士真于李宽读书的故地，兴建书院。景佑二年（1035）太守刘沅请于朝，宋仁宗赐“石鼓书院”额及学田。后时有兴废。明代大学者湛若水多次讲学于此。
茅山书院在江苏金坛三茅山后，宋仁宗时处士侯遗创建书院。天圣二年（1024），江宁知府王随奏请赐学田三顷。后时有毁废。淳佑间知县孙子秀于茅山故址重建，广招生徒。咸淳七年（1271），又迁建县南顾龙山麓。至清代改为圆通庵。
除此六大书院外，北宋著名书院还有一些。如著名学者徂徕先生石介在山东泰安所建的徂徕书院；孙复、石介在泰山所建的泰山书院。另外周敦颐在江西九江建的濂溪书堂，程颐在河南伊川建的伊川书院，浙江湖州纪念胡瑗的安定书院，广东潮州纪念韩愈的韩山书院等等。
南宋时理学南传，推动了书院的更大发展。许多大理学家、著名学者都纷纷创办书院，并利用书院讲学传播学术。如张栻在长沙又建城南书院并讲学其中，与岳麓书院相伯仲。江苏常州的毗陵书院、无锡的东林书院，“程门立雪”的大儒杨时就于此讲学。当时著名书院以江西、浙江、福建等省为多，如浙江金华吕祖谦创建、被誉为“南宋四大书院”之一的丽泽书院，江西贵溪陆九渊创建及其学派传学的基地，亦为“南宋四大书院”之一的象山精舍，福建崇安朱熹创建并于中讲学著述七年之久的武夷精舍等。此外江西铅山的鹅湖书院，也因吕祖谦、朱熹、陆九渊会讲的学术盛会：“鹅湖之会”而闻名于世。
三、宋代书院的管理
宋代的书院发展已经相当完善，管理体制基本上已实现正规化、制度化，形成有自身特色而有别于官学和以往私学的许多特点。
1、职事组织管理体制。宋代书院的组织管理，已基本设立从事各项管理工作的专门职事。
山长（或称院长、洞主、主洞、堂长、教授）是书院最主要的负责人，多由学有专长、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充任。主管行政事务、教学主讲、为书院各项工作的主要组织领导者。规模较大的书院还设有副山长、助教等，协助山长的管理工作。讲书，由山长聘请学行俱优的学者充任，负责教学讲授，类似现在的教授。有的书院还设副讲，负责“批阅文字，辨析疑义”，如今之助教。
书院的许多工作，都是由学生“干部”来管理。如白鹿洞书院就定出一套比较完备的规制。书院设管干一人，副管干二人，管理总务后勤、经费收支、膳食、修缮等事务。由院中公举“有才而诚实者为之”，如不称职立即撤换。书院设斋长，每斋一人，或两斋一长。主要负责管理生徒的学习生活，协助管理书院财物，稽督勤杂人员的工作，相当现今的班长。书院还设典谒二人，专门负责“接待宾客及四方来学者”。并按季节轮流担任。设引赞二人，负责“谒圣引礼”，由生徒中“声音洪亮、进退疾徐中节”者充任。这种由学生参与的书院管理工作，颇有点现代民主化管理的意味，也很有现实意义。
此外、书院还设有厨房工役、门斗、堂夫、斋夫、看司等一系列勤杂人员，从事各种勤杂劳务工作，保证书院幽静的环境和井然的秩序。
2、目标化、规范化的《学规》管理。宋代许多书院，都由当时著名的学者、教育家，分别定出了《教条》或《学规》，以对书院实行目标化、规范化的管理。其中以吕祖谦的《规约》和朱熹的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亦称《白鹿洞书院教条》最具代表性。尤其是朱熹的《教条》，竟成为南宋以后历代书院和所有学校共同遵循依据的总学规。现仅以之为代表，作一简析。
首先，《教条》明确规定了书院教育培养人才的宗旨，即儒家传统教育的根本要求：“明人伦”。即：“父子有亲，君臣有义，夫妇有别，朋友有信。”书院必须培养具备以上的“五教之目”的德才兼备的人才。这一具体的培养目标，给后世封建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按此目标而确立的教育管理体系，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依据。
其次，提出书院教育最重要的德育管理。就是《教条》规定的“修身之要”:“言忠信，行笃敬。惩忿窒欲，迁善改过。”此外还规定“处事之要”:“正其谊不谋其利，明其道不计其功。”“接物之要”: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”这一切都是儒家传统的东西，可以看出它对人修养的巨大作用。
再次，规定书院的教学过程管理。最根本的是教育生徒读书穷理，知书达理。《教条》规定教学的基本过程“为学之序”:“博学之，审问之，慎思之，明辨之，笃行之。”学、问、思、辨四者，在于穷理，笃行是指履行道德行为规范的具体实践。《教条》为后世书院教育的目标管理作出了示范。
3、教学的组织管理。宋代的书院，由于许多大师的直接施教，参与管理，教学组织管理体制已相当完善，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：
(1）课程设置与自由讲学。宋代书院的课程设置，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“五经”为主。当朱熹著《四书集注》后，该书便成了书院和各级学校的主要教材，其地位逐步超过了“五经”。此外，一般书院也要学习一些历史和诸子之书。书院的教学，多采自由讲学的形式，讲授并不求其系统完整，而是突出重点。教师特别注重讲述自己独到的学术见解、研究成果，并把自己的著作作为书院的主要教材。如程颐在伊皋书院就专门讲授自己的著作《易传》，胡安国在碧泉书院也讲授自己的著作《春秋传》，影响最大的《四书集注》也是朱熹专著。其他如陆九渊等诸大师莫不如是。名师巨儒以自己的著作作教材，讲授自己和本学派的学术见解，是书院教学最突出的特点之一。
(2）升堂讲说与“导师制”、“导生制”。书院的教学组织形式，一般是由名师拟定课题，聚集生徒"升堂讲说"。升堂讲说有时还专门礼聘其他名师到书院作专题讲座。主讲学者有时让副讲协助教学，对学生的德行、道艺进行全面的指导或答疑，这就是后世西方所说的“导师制”。其实这种教学形式，中国早已有之。先秦的私学大师、汉代的经学大儒，他们的教学都是实行“导师制”，书院正是对这一教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。当书院的名师讲学，慕名来学者便会与日继增，于是又采取汉代董仲书等大儒所创立的“下帏讲诵”的“导生制”来进行讲授。如朱熹就让高足弟子林用中、黄干、王阮、胡泳等随之讲学。陆九渊也令学生傅子云代讲，有初来学者，则使先从高足邓文范求学。这就是书院推行的“导生制”。
(3）讲会、论辩问难与自学。讲会是书院最重要的教学组织形式，也是书院区别于一般学校的重要标志。书院最早的讲会是朱熹和张栻的“岳麓之会”。乾道三年（1167）九月，朱熹带领学生范伯崇、林用中等由福建崇安专程到长沙，于岳麓书院与张“会见讲论”，讨论“太极”和《中庸》之义，进行友好的学术交流，开书院讲会之先河。淳熙二年（1175）,吕祖谦请朱熹、陆九渊兄弟同会于江西铅山鹅湖寺（即后所建的鹅湖书院）,讨论“教人”、“读书”等教育的重大问题。参加讲会的还有刘清之等二十余人。这就是教育史上著名的"鹅湖之会"。还有朱熹邀请陆九渊讨论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“白鹿洞之会”。杨简等人长期举办的“四明讲会”。宋代书院的讲会之制，完全为明代的书院所继承，而且建立严密的组织，制定完整的规约，明确讲学的宗旨，确定经费的开支。当时著名的有《东林会约》、《崇实会约》等。至清初，安徽紫阳书院的《紫阳规约》集诸大成，发展最为完备。
书院教学民主，学术活跃，非常注重讨论问难、质疑论辩，而且特别强调学生的自求自得，对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。书院的讲会就是师生论辩讨论的最好场所，平常大师的讲授也都是重点阐发。略加启示，予以诱导，充分让学生自己钻研，自我认识，自求自得，教师只起引路的主导作用。朱熹就教导学生要学会己读书。学生在独立思考的自学过程中，总会产生疑惑。所以朱、陆等大师都主张质疑问难，而且都能根据弟子的不同程度，采取不同的解答方式，有的明确讲解，有的稍加点拨，有的则与之反复论辩。这种教学方式为后世所继承，并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。
（4）考课与展礼祭祀制度。考课是书院教学的重要制度，宋代的书院已开始实行。起初主要是仿王安石“三舍法”，通过考核积分以便升级学习。当时湖南湘西书院学生通过考试，得分高等者可升人岳麓书院。这是一种低级书院升人高级书院的升级考试制度。另书院中还有一种成绩水平考试。如朱熹在岳麓书院就以抽签的方式，考核学生对《大学》的学习理解情况。他“诣学升堂，以百数签抽八斋，每斋一人出位，讲《大学》一章。”书院的考课制度，宋代仅系草创，至明清得到发展，不过已成为科举的“预备考试”制度。
展礼是书院教育教学的重要形式。书院教学的开讲，必须举行祭祀先圣先师的仪式，祭祀的人物很广泛。主要是孔子，并配以颜、曾、思、孟“四圣”，以后还扩大到许多儒家的“先贤”。祭祀典礼除开讲举行外，每月的朔望也要举行，并成为常规。除祭祀外，书院的师生之间、生徒之间，凡迎来送往、升堂讲学、课试授业，都有礼仪，均需展礼。这些活动是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、言行礼仪教育的重要手段，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过程，对书院建立良好的教学秩序有一定的作用。
4、书院的图书、经费管理。宋代书院出于教学和学术研究的需要，非常重视图书的建设和管理，藏书刻书都要为教学服务。书院的图书来源主要有四：一是疏请皇帝赐书。宋代著名的书院都曾得到赐书。二是动员官绅捐赠。捐赠图书给教育机关，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，宋代对书院已有所为，此后尤以明清为盛，岳麓书院专门厘定《捐书详议条款》。三是书院自筹经费购置。如当时陆九渊的门人彭兴宗在象山书院，见藏书甚少，便下山增购，以供披览。四是书院自行刻书。嵩阳书院就刻御赐的《九经》，是为善本。宋代书院的刻书，被世人公认为珍本，成为后世刻书的楷模。此外书院对于图书的收藏、分类、编目以及借阅披览等，逐步定立了一些规制和条例，以加强管理。
经费是书院办学的经济基础，经费的管理也体现了书院组织、行政管理的某些特点。宋代书院经费的来源，主要是依靠学田的田租。学田的来源：一是由国家朝廷或官府赐给。如石鼓书院，朝廷就赐过学田。茅山书院也得赐田三顷。更多的则是地方官府拨给田产。淳熙十年（1183），知南康军朱瑞章一次就拨给白鹿洞书院庙产田七百亩。地方官府拨给学田以供经费，自宋至清从未间断。另一是靠私人捐赠。私人捐资办学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传统，宋代许多书院都得到私人的资助。朱熹知南康军时，就出资买田以供白鹿洞书院的办学用费。以后大量的地方书院，差不多都是依靠私人的捐赠。
书院经费的收支管理，一般都有规章制度，严格规定了经费收支的管理原则。书院经费的支出，主要包括山长和教师的薪俸。生徒的膏火奖学金、工杂人员的劳务费，以及书院维修、祭祀、购置图书和日用开支等。明清时，对这些费用的使用，管理《条规》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和定数，基本实现了制度化的管理。
宋代的书院，是我国书院建设发展、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的时期，给后世书院各方面的建设，特别是管理体制的发展完善，已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（原载《中国教育管理史》在线配资怎么样，北京海潮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第一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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